最近一段时间频繁听到一个词——大环境。大概的语境是，现在大环境不太好。

在最新发布的《世界经济展望》中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全球经济增速预测值。预计2023年的全球经济增速是3.0%，2024年是2.9%，都远低于3.8%的历史平均水平。

有外媒就炒作说，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不好，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中国经济自然要崩溃，中国经济不好又会继续恶化全球经济。

真实情况又当如何呢？中国用行动回答了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大环境的问题。

谈经济，首先要有对形势的判断和把握：

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、曲折式前进的过程。我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，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。

波浪和曲折，对应的，是我们面临的内外部环境——世界经济复苏乏力、外部需求走弱，地缘政治冲突不断、国际环境变化对我不利影响加大，一些领域风险隐患逐步显现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中国守住了安全，也实现了安全之上的发展。在今年错综复杂的环境中稳住经济，并不容易。

谭主了解到，中国100多个主要经济指标，有80%回升到三年前，甚至大大超出之前的水平。

今年前三季度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.2%。第三季度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1.3%，超过很多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——第三季度，德国GDP环比下降0.1%，法国环比增长0.1%。

面对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难能可贵，面对给全球经济增长1/3左右的贡献率，一些外媒却把中国塑造成了世界经济的“破坏因素”。

今年以来，外媒在关注中国经济时，一个典型特征，就是勾连中国经济与大环境的关系。谭主用大数据工具进行统计发现，1月至9月，外媒使用“世界”“全球的”“国际的”这三个词的频次在逐步增加。

我们当然在和国际的大环境互动，但外媒构建的互动，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逻辑：全球需求减弱，这会“拖累”中国的出口；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，中国经济增长趋缓，反过来又会“拖累”大环境，“拖累”其他国家。

但实际上，我们在用自己的行动，把这种恶性循环阻断，变成良性的互动和反馈。

把目光拉远，今年1月至10月，中国的出口数据与2019年同期相比：

｜｜对欧盟，同比增长39.3%

｜｜对东盟，同比增长49.7%

｜｜对美国，同比增长19.1%

｜｜对印度，同比增长57.1%

｜｜对韩国，同比增长35.6%

｜｜对日本，同比增长11.3%

不同于外媒的唱衰，中国同世界各大主要经济体的联系几乎都在加密。

真正能够与“拖累”大环境对应上的一组数据是：

美国研究机构提出了一个“全球贸易壁垒指数”。在2023年，非关税壁垒，也就是各种进出口管制措施、政府歧视性政策等较高的国家，是美国等发达国家，并且这个水平相较于2019年在抬升。

其实，越是大环境不好的时候，我们越要关注自身的核心竞争力。

中国自己在这样的大环境中，是怎么发展的，可以从上面出口同比增长显著的国家印度说起。

中国出口到印度的主要产品，首先是机电产品。其中，液晶显示模组、微处理器、集成电路等增幅靠前的几种产品，有一个共同点是，它们都位于产业链的中游。

这样的特点，对应着中印越电子协会今年在东南亚考察时发现的一个现象：

中国的一些低端制造虽然有外溢现象，但它们多以装配组装为主，符合东南亚国家所处发展阶段的需要。中国主力出口的机电产品等具有一定科技含量，生产这些产品的高技术含量企业或独角兽基本留在国内。

以产业链为一个中心视角，回望最近几年中国对内的产业建设，会发现，早在2020年，我们就已经开始系统关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未来的长期变化，并且不断强调“补链、强链、延链”的理念。

中国市场竞争力越来越确定，同样也能从一个细节中得到印证。

从2019年到现在，中国出口增量中，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的民营企业。相较于2019年，民营企业在出口总值中的占比从51.3%提升到了62.9%。

正是在自身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显著增强的背景下，中国加密了与外部连接的通路，国际循环水平不断提升。

根据《人才、创新与产业链韧性报告（2023）》，中国在世界主要国家产业链韧性中位列第二。

排名，代表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核心位置，这种位置也与中国的全球贡献相呼应：中国是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，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。

纵然有惊涛骇浪，我们依然抵御住了风浪，稳住了。

客观环境的影响我们无法回避，也不易被改变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这个月却上调了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，预计2023年中国经济将增长5.4%，较今年10月的预测值上调了0.4个百分点。

既然大环境不好，中国做了什么？

二十大报告中，在讲到推动高质量发展时，提到了一个词，“全要素生产率”，并且前缀从十九大报告中的“提高”变成了二十大报告里的“着力提高”。其重要性，可见一斑。

全要素生产率，是指所有投入要素对产出增长贡献的一种能力。

一般来说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有两大路径，一是技术进步，二是资源配置效率改善。其中，技术进步的提升相对较大。

只不过，有一个问题是，在完成了工业化之后，西方国家引领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创新，但为什么美西方的技术创新没有转化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，进而带动西方国家的新一轮增长？

美国西北大学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·戈登，给出了一种解释：

美国现有科技创新难以实现机械化和规模经济，也就是说，它们没有帮助美国实现“再工业化”——这与我们现在广泛观察到的，美国经济的症结，是一致的。

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，2021年，高收入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平均为13%，美国为11%，德国为19%，日本为20%。

而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，为27.4%。其中，有不少来自传统产业的增长：

化学产品、非金属矿物制品、金属制品等传统产业的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的比重从2010年的23.5%上升至2020年的28.8%。

在不少人的理解中，传统产业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空间，甚至有人将其等同于“落后产业”，这种增长，与以往有什么不同？

福建晋江，是一个观察的样本。

这几天，中国上市公司发展论坛在晋江举行。作为一个县级市，晋江拥有超9万家民营企业和51家上市公司。

而晋江的成功，很大一部分靠的是“笨办法”——面对脱实向虚“挣快钱”的诱惑，晋江的企业在市场竞争最激烈的传统制造业领域中坚守。

事实上，传统行业并不是不能增长，而是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，足够的技术积累，在很多细分垂类做到极致，才会产生“质”的变化和飞跃。

晋江的坚守，完成了这样的转变——很多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，实现了“黑灯工厂”和“全智能化运转”。

这样的坚守，也铸造了晋江的核心竞争力。这背后，也蕴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：

所谓的传统行业，内核已经发生了改变。而当传统行业不再传统，会迸发出源源不断的动能。

就在这几天，一些外媒对中国市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后发现，绿色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，正在产生对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的新需求，这些需求过去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等传统行业。

制造业的不断发展，会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带来空间，恰好，中国的这些发展空间，就是在技术进步的进程中发掘出来的。

过去一年，不管我们遭遇什么样的困难，中国的经济数据有一个特点是，对高技术产业的投资总是保持增长，并且始终大幅高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。

一般来说，制造业相关的领域中，能源、通信和出行方式是定义发展阶段和文明形态的决定性因素，就好比化石能源的使用、无线通信和现代交通工具区别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。

制造业、能源、通信、出行，这几个词摆在一起，谭主最先想到的，是新能源汽车。

要知道，新能源汽车从一个不被看好的产业，向中国最具竞争力的新兴产业的转变，也就不过是这几年的事情。

很多人知道的是，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已经成为世界第一，但可能有人不知道，2022年全球对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的投入超过1000亿美元，中国占到其中的三分之一左右。

大环境不好，我们还经历了转型、产业升级的阵痛，遭受了美西方国家使用不正当贸易手段的打压，但中国，就这么过来了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有一个特殊的“施工队”值得注意。这一年，宏观政策，在持续发力：

｜｜今年年初，政府部门就延续优化了一批阶段性宏观政策，包括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税费优惠、上调部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等。

｜｜上半年，又推出了一批针对性强的新举措，聚焦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。

｜｜三季度，我们又谋划实施一批服务实体经济的储备政策。

在一系列“组合拳”的引领之下，实体经济愈发成为我国发展的本钱。绿色化、智能化、数字化发展，正在让我们的“本钱”愈加沉甸甸。

每个经济体都无法逃离大环境，但我们可以做的是改变自己，通过更高质量的发展寻找内生动力。

中国经济在向内积极变化的过程中，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正在发生。中国的积极变化，也正在一步步改变国际发展的大环境。

我们看到的现实是，尽管大环境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但中国没有被大环境改变，而是先驾驭住了形势。

面向未来，短期看需求，长期看供给。

中国如何持续为世界提供优质、稳定的中国供给，首届链博会上的一个细节，给我们提供了观察这个问题的窗口：

在链博会的欢迎晚宴上，谭主见到了来自美国、日本、英国、德国等55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代表或政府代表，其中美欧企业占国际参展商的36%，美国企业参展数量最多。

为什么他们没有听信所谓的“脱钩断链”，没有选择“回流”，没有实行所谓的“近岸外包”？

谭主跟这次来华参展的美国企业聊起这个话题，他们的答案是，过去几年，他们不是没有尝试过供应链的本土化，但本土化的成本，使他们还是回到了中国。

表面看，外资企业在意的是成本，究其根本，是中国供给能力背后的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。

更多的外国企业，选择在中国投资未来。

今年1至9月，外国投资者在华投资新设外资企业37814家，同比增长32.4%，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2.8%，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、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引资增幅分别高达37.1%和21.5%。

其中，很多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力度尤其在加大。

1至9月，法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瑞士、荷兰对华投资增长较快，增速分别为121.7%、116.9%、109.2%、76.9%、32.6%。

中国，恰恰是在最前沿的技术领域，给世界创造了共同的增量，提供了共同驾驭世界大势的可能。

中国自身供给的强大与对开放的坚持，相辅相成，解答了一些经济全球化时代对发展与安全的思辨——相互依靠，不是风险，而是机遇。

在流入中国的外资中，有一个区域的对华投资格外引人注目。

数据显示，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已经是40余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。这些中东国家的资金，集中布局了中国智能电动车、新能源科技、互联网、能源、高端设备制造等领域。

这反映了问题的另一个侧面，中国正在给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可以发挥自身禀赋优势的潜在场景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中国在驾驭自身形势的过程中，也在努力改善世界的大环境。

中国打造、参与、推动了一系列经济全球化的机制和平台，也变成了维持大多数国家发展安全的全球公共产品，促进更多发展中国家充分参与全球价值链，释放自身的潜力。

如果说全球化1.0是殖民时代，全球化2.0是资本驱动的时代，那中国参与推动的全球3.0就是共同发展的时代。

这个时代，每个国家不应该成为别国发展的附庸，中国所做的，恰恰是让每一个地方都有发展的基础和可能性，给每一块区域培育出市场的基础。

“大环境”是客观现实，但现实本身并非没有被塑造的可能性。

大环境，永远不是静态的。而要在动态变化中，驾驭“大环境”，就需要超越一时一事的视野，看到真正的大势所在。